第1章 - 芳华 - 严歌苓
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二十岁他就那样，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倒不如丑陋，丑陋可以是Logo，丑到一定程度，还惊世骇俗。而他不丑，假如由丑至美分为十个刻度，他的相貌该是五度。穿军装戴军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尤其穿我们演出的军装，剪裁考究，面料也好，那种羊毛化纤混纺，特挺括。他的相貌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下腰，在同一个饭堂里吃“菜脑壳炒肉片”，在同一幢红楼里学文件、搬是非，总之，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紧密相处，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脸庞的海里，我的视线瞬刻就把他钓出水面。而且还是侧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还是等等。他叫刘峰，三十多年前我们叫他：雷又锋。意译是又一个雷锋，音译呢，假如你把汉语拼音的元音放慢：L—i—u—Liu，从L出发，中转站lei，十分之一秒的停留，最终到达Liu，刘峰跟雷锋两个名字的拼音只是一个字母的差别。所以我们诨叫他雷又锋。不挖苦的，我们女兵那时正经崇拜浑身美德的人，只是带点善意打趣，而已。假如把对刘峰形象的描写做一个填空表格，其实也办得到——脸型：圆脸；眉眼：浓眉，单眼皮；鼻子：圆鼻头，鼻梁端正；肤色：细腻白净。你试着形容一下雷锋的长相，就发现能照搬过来形容刘峰，当然刘峰比雷锋个头高十厘米，一米六九。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给挑来上舞台的，真是雷锋，那是挑不上的，舞蹈队形不能排到他那儿就断崖。三十多年前，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都是军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张面孔一副身材让你不忍目睹。
曾经作为我们营房的红楼，上世纪末被夷平了，让一条宽大的马路碾到了地下。红楼那四十八个大小房间里，刘峰留下的痕迹也都被碾为尘土：他补过的墙壁或天花板，他堵过的耗子洞，他钉过的门鼻儿，他拆换过的被白蚁蛀烂的地板条……三十多年前的红楼已是高寿，年近古稀，该算危楼，只是它那极为慢性的颓塌过程被刘峰推迟；刘峰的瓦匠木匠手艺把一座三层的危楼当成个巨大的裂缝鸡蛋一样小心捧着，让我们在钉子户概念诞生之前无意间做了钉子户。我们无忧无虑地住在危楼里，一住十多年，只是在红楼的腐朽加剧、颓塌提速时异口同声呼喊：“谁去找刘峰？”那种颓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现为某一面墙一夜间龟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没来由地从天花板脱落，碰到这种时候，我们就这一个好法子：“找刘峰！”
我来王府井是买书的。王府井商场门口，一群残障少年在唱歌，场地中央放了个捐款箱。演员们个个卖力，但进进出出的观众流动得很快，偶然从人群里走出个捐款者，都带几分忸怩，捐了款逃得飞快。这年头，大庭广众下做好事，人们反而羞答答的。我有点看不下去，掉开视线，而就在此刻，我看见刘峰也站在人群里。这个流动观众席里，他比较稳定，似乎已经站了一会儿了。从侧面看，他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岁剥蚀得深邃了。
我从刘峰的侧面迂回到他正面。这类平淡脸往往不易老，也不易变，跟同龄人比，他的脸至少年轻七八岁。他是因为“触摸”事件被处理下连队的，下连第二年，中越开仗了。
一个旅行团的大汽车在长安街一头的路口停下，下来五六十个西方观光客。人群乱了一刹那，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稳，刘峰却不在那儿了。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两头寻觅。他不可能消失得那么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头走了一截，又转回来往北走，满街陌生人。此刻刘峰一定想让我把他也当个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多数的梦都美，也都大胆。
红楼的二层三层带长廊，长廊上面张着长长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楼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练习曲，目光漫游，越过楼下也带廊檐的回廊，再越过回廊尽头的小排练室，绕过小排练室右侧的冬青小道，往往会看到一个挑着俩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刘峰。水桶是为隔壁巷子里一个男孩担的，男孩十七岁，没有父母，巷子里的孩子们叫他“括弧”，因为他那双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对完好的括弧。孩子们说，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两条腿当球门，球踢过去都不会擦着“门框”。括弧走路靠一个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他自己两条腿，板凳四条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条腿要走一刻钟。每天傍晚，巷口的自来水龙头开锁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队买水。一旦括弧买了水回家，六条腿更忙得不亦乐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后还要挪自己那双括弧腿，一个铁皮桶水装半满，回到家只剩个底。括弧不打水不行，家里烧一口老灶，做的是卖开水生意。刘峰每天从我们院子里挑两担水赠送给括弧，领导问起来，刘峰说咱军队的自来水反正免费嘛。领导想想，觉得没错，子弟兵从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给的，子弟兵请客送老百姓两桶水还请不起？漫说括弧这样孤苦残疾的老百姓。一个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发呆，刘峰就在人们无聊的视野里走过来走过去，两个大水桶水装到要满出来，可担水人有能耐让它滴水不漏。吃撑了的长号手高强吹出一声饱嗝似的低沉绵长的号音，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轻盈远去的矮子叹道：“哎，怎么就累不死他？他叫什么名字？”旁边的贝斯手曾大胜说：“刘——峰。”长号手高强像刚才的号音那样拉长声调：“Li—u—Feng——我×，整个一雷又锋。”
刘峰就这样得到了雷又锋的诨号。
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刘峰，是他调到我们团不久。那天午饭快要结束，一个人蹲在那儿用榔头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么程度呢？你在这边使劲蹦一下，那边桌上的菜盆都会翻个儿，起码会打哆嗦。榔头敲的，就是一块翘得不像话的地板。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个军阀，给我们当营房住的红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两层楼，住了一大一小两个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进来一个小小姨太太，当家的就在二楼上又加了一层楼。东北边都爆发“九一八”了，西南边照样娶姨太太，什么危难下成都人都是享福无罪。知道故事的人细看，三楼的红色跟下面两层楼是有细微差别的。用同样的红砖，从红楼里铺出一条路，头顶青瓦廊檐，两侧墨绿木柱子，一直通往一个亭子。我们的小排练室是在亭子的基础上扩建的，因此形状古怪，冬冷夏热。再往大门口方向走，就是我们的饭堂，过去是姨太太们的小戏园子，后来抗日了，成都做了大后方，戏台拆了，改成舞厅。这个院子里马夫、老妈子、小丫头的房子都不是好好盖的，到解放军和平解放四川，已经颓败得差不多了，被拆掉盖了两排平房，比老妈子、小丫头的房还简易，新住户们是文工团带家属的干部。最新的建筑是我们的练功房，也叫大排练厅，是六十年代的建筑，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产物。这天中午跟往常每个中午一样，我们围着一个个矮桌子，守着空饭碗饭盒消化，闲聊，男兵女兵斗嘴调情，话你怎么听都行，听懂什么是什么。没人对刘峰正干的活儿感兴趣。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练功鞋都现成。他榔头敲完，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几榔头，才站起身。他站直后，你对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种坐着、蹲着个儿挺大，站起来你会在心里说：没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长。不过翻跟头腿长累赘。他就是因为跟头翻得好给团里挑来的，原单位是某野战军的工兵营。刘峰的跟头是童子功。他的苦难童年在一个县级梆子剧团度过，山东的一个穷县，刘峰的话是：“有人穷得光腚呢！”不进入那个梆子剧团学翻跟头，他也会有个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也就在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扮演士兵”对我们是玩游戏，可以不练功，可以过枪瘾，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还可以在“摸哨”时当真打架摔跤。射击训练开始前，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进入，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我和刘峰入选。刘峰是志愿的，他来自野战军，不稀罕打靶，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